南菁初中部教师学习材料——《匆匆驻足的驿站》金立群

作者: 来源:点击数: 发布时间:2012年11月05日【字体: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初中部教师学习材料

匆匆驻足的驿站

——写在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130 周年校庆之际

金立群

几年前,江苏省常熟中学 80 周年校庆时,我应约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此后经常有一些冲动,想把在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生活和学习的一些情景记录下来。但是,一直没有这么做。要说是因为公务繁忙,日不暇给,那只是一种廉价的借口而已。我的问题是:究竟写什么才有意义?前不久,过建春校长到北京来看我,希望我能为母校130 周年校庆写篇文章。母校让我干什么,这和母亲吩咐要办的事情没有什么区别,决无回绝的余地。因此,我开始每天抽些零散的时间,点点滴滴写一些,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权且把它当做意识流的作品来写,反正这是回忆录,人的回忆本来就不讲究前后连贯,甚至不必在乎逻辑性,只要是实录实感就行。事实上,最后落笔成文的,都是我多年来经常回忆和思考的问题,这些记述和感受,不仅源自于“走进南菁之后”的生活和学习,也与“离开南菁之后”的很多所见、所闻、所思、所为有关。如果“走进”和“离开”两者之间有何关系,那是因为在南菁中学逗留的短暂时光给我启迪,丰富了我的思想,确定了我的价值取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此后的走向。我一直庆幸自己做了报考这所江南名校的决定,更感谢母校录取我,给了我在此深造和锤炼的机会。

这里提到的有些老师,早已先后谢世。几十年来,我疏于和他们联络,深感内疚。今天,更无法让他们听到我对他们表达的感激之情。我也同样希望和当年的同学交流,想知道他们近五十年的变迁,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儿孙的生活。但是,我更多的是为今天的南菁青年学子写的,如果他们能够从我的叙述——希望不是讨厌的说教——中得到一点启发,有助于更好地设计自己未来,实践人生,那就是我最大的幸事。

我是在江苏省常熟中学上的初中,1965 年毕业。当年立意要报考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我的初中同学都不解我此念从何而来。常熟虽然比不上苏州、无锡等城市,可要比江阴发达得多了。再说,江苏省常熟中学也是非常好的学校,何苦离乡背井?但是,我需要一个新的环境,去面对更大的压力,去寻求新的挑战。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毕竟是省里18 所重点中学之一,是跨县招生的学校,集中着更多的优秀教师和拔尖的学生,设置着更高的标杆,将会考验我能否跨越。再说,南菁中学有两位英语二级教师,廖慕禹老师和何吉人老师的大名,令我十分向往。在连特级教师也不太稀罕的今天,这听起来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二级教师的含金量绝对是9.99 足金的成色,没有半点掺假。我升学考试非常顺利, 不久,我即如愿收到录取通知书。那时,真是巴不得暑期早点结束,早早到南菁中学去上学。等待奔赴南菁的焦虑,竟然比等待录取通知书还难熬。

我到了江阴,在长途汽车站下车之后,就看到学校有接站。有一位学生前来帮我挑行李,看样子他是农村来的孩子,挑担不算累。一路上,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几次示意他停下来歇口气,但是,他总是一摆手,继续朝前走。以后,在校园里经常见到他,知道他是高三班的高以俭。现在是江苏省文联主席的高以俭,相必会很高兴地知道,四十七年之后,我还记得他为我挑行李,接我到学校。当我踏进南菁的校门,走过陌生的校园时,突然感到十分迷茫,不知道如何在此度过今后三年的学习生活。但是,我自己又感到非常坚强,十六岁离开父母,是冲着新的起点来的,不该因为离家而感到难受。毕竟,我兜里揣着南菁中学的入学通知书,这相当于提前拿到的大学入学通知书。不出意外,三年后进大学,当无悬念。在天真的青少年时代,把一切都看得很简单,以为自己的人生愿景已经打好了底稿,只等着往上抹油彩了。人生多半是难于预料的逆旅,谁也想不到等待我们的,竟然只有一年的学习,接下来“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学校成为文化废墟。南菁中学成了我初入人生道路上匆匆驻足的驿站。很快,我就得负笈前往下一站,而在那里,我竟然整整停留了十年。

尽管如此, 这个驿站对我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我在此获得了充足的精神食粮, 支持我今后的长途跋涉;我在此得到了优秀向导的指点,告诉我下一步怎么走。任何物质补给都是易耗品,唯有精神食粮才具有永久的滋养力。在南菁中学学习的一年,相当于生活中的一个原点,而我在这里受到的教育,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如何通过这个原点来划出我人生的轨迹。开学之后,我一下子就感到了强烈的学习氛围。我很高兴被安排在高一年级一班,是重点班,配备的师资力量很强。班主任兼任语文老师是曹尔恬, 数学老师是李金安,英语老师是何吉人,物理老师是李明贤, 还有其他一些学科的老师,大多是非常优秀的中青年教师。多年之后,我在国内和国外名校深造期间,得到过很多名教授的指点,但是,这些都不能取代南菁中学当年老师对我的指导和教诲,因为我在南菁中学受到扎实的教育,是我日后受益于国际上大师级学者的基础。后来,我也当了一阵子教师,从中学到大学,从国内到国外,都在讲台上讲过课。我经常想起在南菁中学的教室里听老师上课的情景,想到在南菁中学得到的滋养。再说我当时跟着高义俭,经过几重院子,几排教室,曲曲折折, 才了我们的宿舍。我们的宿舍大得可以容纳下全班的男生。已经有几位同班同学先到这里安顿下来了。第一次走进南菁的校门,感受到这所历史悠久的高级中学弥漫着的深沉气息。今天回想起来,南菁中学古朴的校园有无限的迷人之处。汪曾祺先生笔下多有妙语佳句,我十分欣赏他简朴淡雅的文笔,如“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虽然这描绘的不是南菁的校园,但我猜测,他在落笔时或许想到在此就读时的景象。多年之后,我两度回到学校,还能看到保留下来的典雅走廊和精致的石碑。当年校园的景象,在我的记忆中是永远抹不掉的。在夏夜,宿舍里闷热得难熬,我们男生都爱出来躺在长廊里,对着满天星斗呼呼大睡。对于一所学校来说,论重要性,校舍当是排在最后的因素,否则何以解释西南联大的成就呢?联大这所抗战时期的流亡大学,一路南下,颠沛流离, 初到昆明时,连个校舍没有,各个院系随便择个去处,堪称“草屋大学”,居然还能培养出一大批爱国人士、学术精英和领导人才。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看当今神州大地,全国各地大中小学,校舍越盖越漂亮,越建越豪华。我更希望看到学校的内涵和思想越来越丰富,教学德育才做得更好。

记得那天到校后,我放下行李,首先去探索的,是学校的图书馆。由于还没有真正开学,我只能在图书馆外面看看而已。一个学府的灵魂,是其传统。其魅力,在于其传承,传承的内容和方式。一个学府的传统最为显著的体现是藏书。当然藏书不是决定其优劣的唯一的衡量标准。书籍是文化和传统最好的载体;书是一个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永远不会磨灭的记忆。中国历来重视典籍的保存,士大夫阶层向来以藏书为最值得崇尚的高雅趣味,因此我国不乏有名的藏书楼。我出生地常熟就有著名的“铁琴铜剑楼”,祖籍宁波更有保存完好的天一阁、五桂楼、伏跗室等藏书楼。这些藏书楼都有丰富的典籍,包括很多鲜为人见的宋版书。从最早的南菁书院开始,多少年来,南菁就始终如一地体现着一所优秀学府的菁华,扎实地培育国家未来的人才。到南菁来读书,首先得有书可读才行。

南菁书院藏有很多古籍善本。直到今天,中华书局影印的有些古籍,还是来自南菁书院的藏书,其中包括《清人十三经注疏》。不过,那是多年之后,我购置了这部书籍的影印本之后,才由此发现。可惜的是,南菁中学的图书馆遭到日本侵略者的空袭,不少珍本毁于兵燹。我到南菁中学时,古籍已经不多。但是,这里的英文藏书对一所中学来说,可谓相当丰富。这里有1963 年美国马克米兰公司出版的《韦伯斯特第三版新世界国际英语大词典》,厚厚一巨册,其开本之大,很多同学从未见过。我当时已经开始学习使用这部词典,此后几十年来,这部词典一直置于我的案头,是我读书写作的必备工具书。我还惊喜地发现一套英文版的《西风丛书》(Zephyr Books),当年英美通行的开本,比小32 开还要略小,共有160 多册,绿色封面,排列书架上, 犹如赳赳武夫,组成一支出征的队伍。

我在初中时,英语老师已经指导我读过几本,我非常入迷,特别喜欢这套书。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国家为了保护他们的文化遗产不被战火吞噬而组织专家整理出版的西方经典著作的选集。在战火纷飞中,不忘书籍,发人深思。离开南菁中学之后,我对这套书念念不忘,在国外生活期间,在各地旧书肆里搜罗这套丛书,只要找到任何一册,我就一定会买下来。其实,其中很多书我早就有了不同版本的新书,但是,我对这个版本情有独钟。这就叫做南菁情结。我在南菁中学上学期间,虽然学习生活非常紧张,要完成每天的作业费时不少,但是,只要有空,我就会到图书馆去找书看,主要是英文书。

1965 年的中学和大学招生,和以往有根本的不同。这一年开始实行严格的阶级路线。凡是家庭成分不好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子女,不管考得如何,几乎一概不予录取。我所在的初三班里,所有的班干部都名落孙山,只有我是例外。这就意味着很多表现好、成绩好的学生,都因为受到家庭的牵连,学业终止于初中,非常令人惋惜。对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来说,这当然增加了升入好学校的机会。当时,这种极左路线的出发点,并不是简单的教育资源的再分配,以便向工农子弟倾斜,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接班人,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大批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子女得到就学的机会,并且有人民助学金的资助,确实是一件好事,虽然剥夺其他无辜青年的教育机会,对国家来说,也是很大的损失。

那时候,是没有机会均等和公平的说法的,对待地富反坏右,怎么能和对待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一样呢?时隔几十年,社会平等的问题成了日常话题。这其实正好说明社会均等的问题远没有解决。也许我们现在更能明白,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和机会均等。当我们强调机会均等,为某一社会群体提供更为优惠的待遇时,实际上就是在实施对其他群体的不公。为了改善机会均等而采取的配额制度,往往会造成新的不均。例如,在招生、招工、提拔中的配额制度,必然会损害某些人的机会。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由于种种原因,一部分社会群体历来没有得到平等的机会,现在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虽然会造成新的不均,但也许是为最终达到公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恐怕这是不得不接受的。或许人们当初不是这么去想的。当时,获得就学机会的,首先应该是“根正苗红”的学生。从历史的角度来回顾,一种极端的政策,虽然给广大工农子女带来了机会,但是,最终也还是一系列极端政策所导致的政治动荡,剥夺了他们完成学业的权利。我至今仍为因“文革”失去学业的同学们,特别是农村的同学们,感到非常惋惜。过了几十年,如何为普通工人和农民子弟提供良好的就学机会,居然又成了一个新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担任政府公职期间,特别关心扶贫、教育、就学等问题。

我很快就适应了南菁中学的生活。我们大多是寄宿生,每天严格地按照一定的作息表活动,生活非常有规律。早上,铃声一响,就从床上蹦起来,快速地奔到操场上晨练。白天上课,晚上有两小时夜自习。在这里,每个学生分配到的时间都是那么公平,那么透明,毫不客气地考量着每个人的体力、智商和效率。但是,一次考试或一张成绩单又能说明多少呢?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你能冲出多远, 并最先到达终点?这在运动场上立见分晓。在漫长的人生中,这样的竞赛虽有相同的含义,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同的检验时段。在百米冲刺中,当你一路领先跑到终点,昂然挺胸,带着鲜艳夺目的彩带,悠悠地放慢步伐,享受着万目注视的荣光,感到非常自豪。可是,学校只是起跑线,终点永远不在学校。在整个过程中,你是否一直没有忘记为何如此飞跑,那实在是不好回答的问题。事实上,人生是一场停不下来的马拉松赛跑,主要的不是和别人比,而永远是和自己较量。

开学之后不久,我用英文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学校的黑板报,即《南声报》上。因为这篇小文章的难度超出了高三学生的理解水平,所以有点小轰动。何老师有我这个学生当然非常高兴,但是,他跟我约法三章:规定我学英文不能影响其他学科,要全面发展,不能偏废;要求我多读现当代的英文,不能光重视古典文学作品;要求我积极参加班里和学校里的各种文体活动。我自然一一答应。其实,我虽然喜欢文科,但也从不荒废其他学科。我们那个年代,中学时代是没有现在所谓文理分科的。每一门功课都得学,都得学好。过了一阵,他打听了一下其他任课老师对我的反映,似乎感到比较放心了。这充分体现了老一代教师的责任心。他们不仅是关心自己的课程,也关心学生其他方面的进步;他们不是互相争夺学生的时间,而是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我在文科上花的力气固然很多,但是绝对不忽视数学、物理、化学之类的课程。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离开南菁中学十五年之后,我到美国波士顿大学研究生院去深造,因为是攻读经济学,需要学高等数学课程,觉得自己也没有费太大的力气。那时,才深刻地体会到,扎实的基础教育真的非常重要。

发达国家的教育从启蒙到大学本科,都属于通识教育,即所谓LiberalEducation,重在培养学生掌握基础知识,提高逻辑思辨能力。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目的是,培养良好的品德和人格。中学阶段的教育尤其重要。至于专业,那是进入研究生院或是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去学。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专业要求越来越高,给人以一种错觉,似乎只有精于某一技术,才能找到工作,不遭下岗之厄运。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在全球化的时代,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很快,在学生入学选择专业时青睐的行业,毕业时可能已不再看好。相反,那些冷门的专业,就业机会较多。专业不对口,历来是常事,今后依然会如此。基础扎实的学生,容易适应市场,找到切入的新起点。因此,即使纯粹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学生接受良好的通识教育,对他们的长远发展,无疑是有利的。

我读过作家欧阳山发表于《人民文学》1961 年第10 期的《在软席卧车里》。这个短篇小说写的是在一间软席卧车车厢里,司徒老先生讲述他自己曲折的人生经历。当他初入社会的时候,官运亨通,但因喜舞文弄墨,竟然文名大噪。有一天突发奇想,放弃仕途,远离尘嚣,杜门谢客,立意创作出一部伟大史诗,堪与《伊里亚特》、《神曲》、《唐璜》和《失乐园》等世界著名史诗媲美。几年后,大作杀青,不期遭到各家出版商的冷遇,最后只得改行,成了化学家。司徒老先生十分感慨,“有志者事竟不成,无志者事竟成”。

社会确实是个大熔炉,里边进行的是化学反应,而且是个随机的过程,不知道自己被炼成何等模样。当年我们的口号是为革命学习。对于获得教育机会的年轻人来说,固然是充满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但要树立正确的学习动机, 培养真正的使命感,并时时处处实践之,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谁也没有想到,对大家学习动机的严峻考验,远远没有到来。1965 年国庆来临之前,很多同学急于想回家,日益按捺不住, 激动和兴奋的情绪显然占了理智的上风。这也难怪,毕竟都是初次离开父母,思家心切。为了省一笔路费,我是早就作好了不回家的打算的,所以处之泰然。那几天,在夜自习时,期待回家的同学都静不下心来。教室的窗户照例是敞开着的,欢声笑语飞出教室,荡漾在校园里。一天晚上,正当大家在喧腾时,冷不防窗外一声怒喝:“你们吵什么?不好好学习,现在就想回家啦?你们知道考进来时数学得了几分?要不是你们是贫下中农子女,你们进得了这个学校吗?”不用回头,就知道是教导主任邹石溪来了。大家顿时吓得不敢做声,手脚发抖。这是典型的邹教导的风格,这几句话真是振聋发聩,骂得痛快!快五十年了,我还记得这严厉的批评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复述的这几句话,几乎一字不差。当然,到了“文革”的时候,他对学生的这种爱心和苦心,以及其他种种尖锐的批评,都成了被批斗的充分理由。我常常想,如果大家都懂得如此深刻的痛骂的全部意义,也许经过十年之后,当高校恢复招生的时候,很多人就不会有任何困难通过高考,重返校门了。多年之后,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信仰和理想自身的耐力究竟有多大?且以什么为基础?灵魂需要肉体的依托,脱离了个人的自身价值,抽象地高呼革命口号,终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在那个政治大动荡来临的前夕,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政治气氛那么浓,教师想多传授知识给学生,却必须防止被视为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必须努力学习,但是不能表现出一心想上大学。学生必须又专又红,不能只专不红,更不能是白专。但是又怎么来区分有人的专是红的,有人的专是白的呢?这些问题,对我们当时来说,却是大是大非问题,今天的学生对此可能难于理解。用不了多久,有些词语就得到专门的词典里去查找了。我记得“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停课闹革命,开始时还有个别学生偷偷地躲在被窝里看书,准备半年之后高考。这种事情一经发现,当事人必然马上遭到批斗。我虽然喜欢读书,倒也不至于干这种傻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革”的深入,学生终于深陷于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逐步远离书本。事实上,不到一年时间,大部分农村来的学生早就回家种地去了,城里的学生则在游荡。不去搞武斗和打砸抢的,就是好孩子了。绝大多数学生回到农村以后,就被传统的文化和现实生活所淹没。他们很快就卷入到担当起成家育儿,养家活口的操劳中去了。课本尘封,学校生活和昔日的理想渐行渐远,不得不回到中国农村家庭几千年的简单轮回之中:结婚、生娃、种地、攒钱,然后由下一代来继续这个循环。阶级路线使得很多无辜的青年人失去了学习的机会,而政治风暴也最终使贫下中农的子女终止了学业。想来也为他们感到可惜。

1968 年,我们算是毕业了。经过乱哄哄的两年“文革”,各自回到老家。临别南菁中学之前,我到廖慕禹老师家去看望他。我虽然向来崇拜和敬仰廖老师,但是在一年的上学期间,我不便打搅他,从未到办公室或他家里去请教过他。平时有任何问题,我总是找何老师。但是现在,我将要永久离开南菁中学了,无论如何得去看望他一次。他在书房兼客厅里接待我,非常热情。屋子里一排墙面都是书柜,里面摆满了洋书,也有一些中文书和中国古籍。我对着这些书柜,看着和蔼的廖老师,心中不免有依依不舍之感。这次离开南菁中学,不是进入原来想象的高等学府,而是到农村扎根一辈子了。南菁中学没有成为把我送进大学深造的渡桥,只是我匆匆驻足的驿站。我今后将到广阔天地里去。路如何走,心里没有底。廖老师能说什么呢?他鼓励了我一番,并许诺今后送我一些莎士比亚的戏剧。此后,他到江阴农村去劳动,我则到了常熟农村插队落户。他把在农村劳动的感受用乐府诗体的形式写下来,寄给我看。这些诗,都用毛笔写得工工整整。其中有一首诗是《红花赞》,充满着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我和廖老师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期的通信往来。我收到了他寄给我的一些莎士比亚的戏剧,是 20 世纪30 年代的英国原版书籍。信中说:“我相信你一定会对莎士比亚有浓厚的兴趣,可惜无人能指导耳!”此后,慢慢失去了联系。等我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他已经因患癌症而离开了人世。廖老师送给我的这几个剧本,是陪伴我在乡间长夜中自学时的良友。我在1978 年考上北外,成为王佐良、许国璋一代名教授的研究生,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些珍贵的书籍。今天,我已经拥有了英美出版界半个世纪以来出版的最好的莎士比亚全集,各种版本一应俱全。但是,我始终没有忘记那几本书对我的价值。我手头这本研究莎士比亚的专著,断断续续地写了好几年了,等我完稿后,我将会把这部书献给廖慕禹老师,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在南菁中学这个驿站上补充的精神食粮,一直是支撑我继续学习的动力。我在农村整整十年,和农民朝夕相处,早就习惯于一辈子扎根农村的生活了,不再胡思乱想。可是,生活中总有那些小插曲,在你希望宁静的时候,动不动来搅动你的心弦。这些意外的诱惑,就像歌剧《卡门》里吉普赛女郎所描绘的爱情,是一只调皮捣蛋的小鸟。你追逐它时,它飞走了;等你不再去念叨它时,它偏偏又飞回来了。1973 年,突然听说有上大学的机会,努力了一下,未果。事后得悉,上海外国语学院对我还真有点兴趣,但终究没有人在乎我的所谓英语水平。当时,招生的范围很小,这也算了,我心中依然是波澜不惊。1974 年,更大规模的招生又开始了。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开始时,这次全国高考还搞得真是像模像样。那时,我在常熟白茆中学当民办教师,经过白茆公社党委的推荐,参加了笔试、口试。我还要外加一场英语口试,主考官是苏州大学的老教授秦希廉,据说给了我满分。还有非常重要的关键之处是,对我的政治审查也顺利通过。我要特别感谢南菁中学的周家骏老师。是他接待了外调人员,实事求是地介绍我在“文革”期间的表现,没有参与打砸抢,在农忙期间还和他们老师一起下乡劳动。这些都是利好消息。正当我满心期待着被录取的时候,张铁生交白卷的典型例子一出,政治风向骤然转弯,高考的录取标准完全被推倒重来。这一次,上大学的梦算是彻底破灭了。此后几年,我再也不为这件事情操心了。小鸟再飞回来骚扰我,引诱我,我也决意不去理会它了。但是,这种局面只是维持了两年,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出人意表。苏子瞻曰:“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之所能为也。”所幸,邓小平同志一旦复出,不失时机,立即整顿经济,同时在1977年恢复高考,1978 年恢复研究生制度。小平同志抓住了时机,也为我们创造了时机。当时,全国知识青年群情激昂,摩拳擦掌,准备作一番拼搏。

我考上北外研究生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母校。校领导邀请我回去,与老师和同学相聚。等我重新回到短暂地逗留过的南菁中学,已经整整十年过去了。看到当年的老师,心情十分激动。何吉人老师已是七旬耄耋,但精神矍铄。师生相会,分外感慨。十年前,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时,他还是个被打倒的地主分子,在校园里扫地。邹石溪校长专门为我组织了一场报告会,组织了一大批学生听我讲话。1977 年恢复高考,包括1978 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对我们老三届来说,是迟来的喜讯。可是,毕竟来得太迟,很多人已经永远于此无缘了。我不想去回忆当时对着济济一堂的大教室,说了什么。我倒是想从那时再往前跨越三十年,谈一下纪念恢复高考三十年时的感想。为了这些纪念活动,我为《中国日报》英文版写了一篇文章,也应邀在中央台英语频道做了一个访谈节目。我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仍然是学习动机问题。

在农村的十年,我经受了炼狱的种种考验。我种地、修水利、造桥、搞乡镇企业、教书,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撑着我坚持不懈地学习?有人考试交白卷的理由是,每天要劳动,没有时间学习。这是废话。我也是每天从早到晚在田间劳动,“双抢”(现在的学生还知道什么叫“双抢”吗?)时,每天干十五、十六个小时是很正常的。既然劳动是全日制的,那么,只能是从劳动和生活的不同板块的夹缝中,挤出来时间来学习,而且必须像挤柠檬那样狠命地挤,天天这么挤。若无难于忍受的求知饥饿感,绝无可能如此疯狂。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在没有任何重返学校的机会的情况下,任何人要逆向而动,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学习,其动机绝不可能是为了考大学。如果读书只是为了给自己争取一个较好的前途,而且是一个未经上帝许诺的前途,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所幸,即使是在当时,还是有相当一批知识青年在农村和边疆的艰苦环境里,边劳动,边学习。当年,这一批知识青年彼此之间互不相识,天各一方,动如参商,但是,都凭着同样的动力和意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并在日后在各条战线和领导岗位上,担当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任。我通过媒体表达的一个信息是:一个文盲国家是没有前途的;一个不学习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正因为大家都认为读书无用,那么,将来终有一天读书会有用。在任何时候,一个人的理想信念都是须臾不可或缺的。虽然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等不到这一天的到来,但是,只要中华民族有这种精神,总有人会赶上的。

我在《中国日报》英文版的专栏文章中如斯说:“其实,就‘文革’结束之后的第一次高考而言,真正的考试早就已经结束了。因为那一大批心怀期望、惴惴不安的考生们踏进考场所面临的,其实不是摆在桌子上的卷子。对于久违书本整整十年的人来说,再简单的考卷也是天书。在这个考场里,考生接受的是对他们人生观、价值观、使命感的考试。在过去的十年里,他们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卷,不用等到考试这一天。”我拿到北外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后,很多人衷心地祝贺我,认为我真有远见!此话又对又不对。因为对国家来说,我相信不可能永远不办学校,总要从新招生。对我个人来说,我却没有那样具体的远见,也没有如此美好的愿景。我根本不可能知道离开南菁之后整整十年,还能有机会到高等学府深造。如前所言,1974 年因为“四人帮”搅局,原定的择优录取的高考政策中途夭折,彻底破灭了我的大学梦。然而,大学之梦可破,学习之志不可夺。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彻底抛弃上大学的幻想之后,可以更加主动地进行系统性的学习,追求自我完善、自身修养。没有功利主义驱动的学习劲头,是最可持续的。1980 年底,我在完成研究生学业之后,立即受财政部委派,到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去工作。初到美国,有很多新鲜事情使我激动,这就是所谓 “文化冲击”。但是,对我冲击最大的,是每天上下班在公共汽车或在地铁里所看到的情景:几乎每个人都在读书或看报,安安静静的,绝无喧哗。那时候,我们初到美国的中国人,都第一次深切地看到中国和美国的差距。透过经济发展悬殊的表象,我看到发达国家的另一面。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中国赶上美国,就国民生产总值而言,指日可待。但要全面赶超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在一个大家都勤奋读书的国家,文化、科学、技术才会不断进步,人民才会理智、理性、冷静地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个民族才会有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才会不断地反思,从而真正成为国际社会所不可轻视的力量。我们应力戒浮躁,安下心来好好学习,好好思考。

国内媒体在恢复高考 30 周年的纪念活动中,采访了很多当时人,有教育界的老领导、更多的则是今天已经在是学术界和科技领域里的带头人和各条战线上担任要职的领导。我也看过一些电视上的访谈。有过相同经历的人,都感慨万千。记得当时大家非常欣赏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这本是英国17 世纪哲学家和实证科学的先驱法兰西斯培根的名言。恩格斯曾经赞扬培根的格言闪烁着唯物主义的光芒。可是,每一句格言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少人回首当年,恍若隔世,无限感慨地说:“知识改变了命运”。也许很少有人质疑:知识真的那么有力量吗?知识真能改变命运吗? 在“文革”中,无数知识分子遭到迫害,饱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那些所谓“权威”的力量在哪里呢? 他们是那么脆弱、那么无奈、那么不堪一击。他们的知识除了给他们带来不幸,还有什么呢?当年日本人侵华时,面对飞机轰炸,梁漱溟先生干脆身穿长衫,拿了一把椅子,坐在院子里读起书来。即便如此,多年以后,他最终还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只能屈服。总之,知识没有表现任何力量,改变广大知识青年命运的,不是他们的知识,而是党的正确的政策。要是“文革”继续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要是没有小平同志再次出山,扭转乾坤,要是我党不及时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切都不可能,知识分子依然是“臭老九”,知识依然是被人遗弃的废物。今天,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尽管在现实中未必完全能够落实。决定我们每个人命运的,是党和国家的政策。只有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知识才有力量,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在农村的那段生活,使我懂得了中国的农村,懂得了农民。1978 年来到北京上学,毕业后马上到美国工作,此后三十多年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生活和工作在国外。但是,我在感情上始终没有离开农民。我在财政部工作期间,有机会参与了一系列财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只要是对农村和农民有利的政策,我一定会努力去推动和执行。如果我当年奋斗在农村的结果,只是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而没有利用我个人命运的改变,去改变当年和我朝夕相处的农民以及他们子女的命运,这是我的失败,不是成功。

我在财政部党组分管教科文司,因此常和教育部和文化部打交道。有一次,我和教育部的几位领导到边远地区去考察,听了一堂英语课。老师和学生都非常认真、投入、但是,我只是听懂了老师念的当地的地名,其他一句话也没有听懂。我真的很心痛,我为孩子们感到忧虑。我从来没有如此深切地体会到,背着书包来到学校,和真正意义上的“上学”,完全是两码事。回想自己一路过来,都能上好学校,否则怎么可能有今天。我希望这些可爱的孩子都有同样的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如果他们能上好学校,能上南菁高级中学,他们难道会比我差?令人不安的是,最近几年来,农村学生升入国内名牌大学的比例,一直在下滑。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教育资源的分配,应该更多地向老少边穷和少数民族地区倾斜。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为社会广大民众--尤其是没有任何特权的普通工人和农民的下一代--提供均等的机会,那么,只有一句话:前途堪忧。十多年前,我接待世界银行的行长詹姆士沃尔芬森来访。他来之前,我向他提出一个小小的建议,希望他个人能捐一笔奖学金,提供给中国大学生,人数大约为十个。他欣然答应。因为职业习惯,我首先总是考虑稀缺资源应该如何分配。我确定了获得奖学金的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品学兼优的学生;第二,必须是少数民族的子女;第三,必须是普通农民而不是干部的子女。我把目标放在西南民族大学,并请校领导为我物色符合条件的学生。沃尔芬森行长完全同意我意见。他是澳大利亚人,几十年前到美国时,身上只有四十美元,依靠自己的努力,在美国做成了一番事业。他深刻懂得机会的重要。西南民族大学挑选了几位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代表上台发言,他们流着眼泪,用英语表达了感谢之情,全场为之动容。我为自己的建议得到实现而高兴。沃尔芬森行长也许从来没有感到他的钱花得是那么有意义,那么值。我谈论了那么多学习的事情,还得强调我所指的学习,不是单纯的专业知识的学习。“文革”时期曾经有过“读书越多越愚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今天,不会再有人这么说了。但是,有知识确实不等于有德行,不一定会对社会有贡献。事实上,真正危险的社会,是有一大批受过高等专业教育却没有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人。一个没有文化和技能的人,对社会的破坏是有限的。一个掌握了现代科技而又心理不健康,甚至仇视社会的人,会有极大的破坏力。拥有高学历和高学位者,如果思想境界很低,品行很差,一旦身居高位,就有可能滥用权力,贪污受贿,堕落成腐败分子。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如果离开了德育教育,都不可能是成功的教育。中国是大国,但尚不是强国,我们需要有德才兼备的年轻一代来继承民族的使命,赶上和超过世界列强。

南菁高级中学将永远是一所优秀的中等学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每个南菁人都会为此感到自豪。今天的南菁学子和我们当年的机遇大不相同,大家憧憬着未来,期望着上国内和国外的名牌大学,将来毕业以后,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有美好的生活。这一切向往都很正常。我也希望他们在空余的时间,经常想到没有他们那么幸运的人,想到中国的很多现实问题,思考如何去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诸多国际挑战,思考他们作为中华民族新一代所应该思考的种种问题。

 

金立群:南菁68届校友。现任中国投资公司监事长。历任财政部部长助理、财政部副部长、财政部世界银行司司长、世界银行中国副执行董事等。2003年8月1日金立群出任亚行副行长。他在亚洲开发银行担任副行长5年,是迄今为止中国人第一个以副部级高官的身份担任亚行副行长,也是亚行自成立以来首位中国籍的副行长。

 

收藏 打印文章